庶民小說．體制社會．天國視野

香港文學的庶民立場

談文學與社會，還是從自身文學和本土社會出發會較穩妥。

上世紀七十年代是香港的轉折點，在經濟民生上如是，在文學關懷上如是，從五、六十年代的過客心態到七十年代扎根本土，從關注宇宙性終極的真善美到關懷本土庶民，代表作當然是西西的《我城》，以移民第二代扎根本土的眼睛為視點，在艱苦的日子看見樂天的平民態度。現代化與文學本土意識的自覺在時空上第一次相遇。

九十年代前途問題，催生了很多出色的小說創作，較少人提及卻意義非凡的，有辛其氏的《紅格子酒舖》，把八九後九七前香港人的處境，連結到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一波又一波的抗爭運動。兩個時空並照觸發讀者思考，究竟是人心在走上中產安定之途後火熱不再？還是實際上社會因進步而問題減少了所以沒有抗爭的必要呢？小說深刻的留下四女性過去火熱、現在冷靜犬儒的形象；文學，就這樣把一個時代的骨架暴露出來。

被評說在作品流露着「人文知識分子」的關懷與堅執的余非，現在中學裏只談論她為「突破」寫的一系列通識書籍，已經忘記了她九十年代中至二千年的小說創作。短篇集《暖熱》一篇又一篇的小說，寫出在辦公室中小腳色的掙扎，也寫出法庭中的法理與人情。她被人遺忘是可以理解的，在九十年代一片回歸和身分歸屬的討論中，這些與歷史大事件無甚關聯的文字，就注定被埋沒。同時期，董啟章寫學校與成長，從《小冬校園》到《體育時期》到去年出版的《學習年代》，從中學到大學到後大學前社會的空隙，想像青年人如何在「效法世界」（conform）和「心意更新而變化」（transform）之間掙扎，尋找他們的出口。

到了二千年代，一波又一波的社會運動預示着第二次現代化的來臨，同時也出現了第二次本土意識的自覺。西西的《我城》是第一次本土意識奠基的小說，所以在這段時間，不少作者回到《我城》，尋找可資再創作而又切合現況的形式和主題。鄒文律的《N 地之旅》和可洛的《鯨魚之城》是其中的例子。《N 地之旅》一反過去鄒文律抒情的筆調，對改變現狀和尋找「美麗新世界」變得悲觀，小說集中較有出路的算是〈火豚骨〉。小說以天星皇后碼頭抗爭為藍本，寫出尋找未來的可能。至於《鯨魚之城》就樂天得多，明顯承繼了《我城》的筆調和風格，在香港這個空間不斷消逝和壓縮的地方，創造出尋找更好生活的想像。最後的大團圓過於美滿而把問題簡化了，但把尋找「美麗新世界」的地圖與聖經融合，可算是近來香港文學與信仰整合的新嘗試。

最後不得不提李維怡的《行路難》。她一路從事社會運動，以不同的媒介「記錄」和「再現」低下階層面對大環境、權力和政治的庶民生活，小說是她其中一個出口。這本書中，多篇都是關於小市民面對生活上種種難題的掙扎。小說或許沒能提供出路，但至少提供了適當的語言讓「局外人」去了解小市民，去了解個體生存的掙扎。若大陸八、九十年代的文化熱為「老百姓」提供了文化上的想像和形式，那麼，同樣地，李維怡的影像和文學就為二千年代的香港提供了「小市民」的想像和形式了。

在體制與自我之外

有趣的是，在一次訪問中，李維怡談及她幼年的經驗時，說「這幾年主日學的閱讀經驗，應該是很重要的，因為它為我締造了『體制（別人的）世界』和『我的世界』之外的『神聖世界』。」雖不知她是否信徒，但「神聖世界」這說法卻為她的作品注入「信仰」的向度︰「這個『神聖世界』讓人覺得，『自己』可以成為比『自己』更多的東西，但這卻並不意味要去成為『體制世界』的一部分。」

李維怡的「神聖世界」與齊澤克（Slavoj Žižek）的「烏托邦式未來」很類似。甚麼是真正的革命呢？對齊澤克來說，革命不是已然實現的現實，也不是遠方未來的應許。「革命的經驗，並不是為未來世代的幸福和自由而要承受的艱苦，而是在艱苦中，照見幸福和自由投下的光輝―在艱苦中，我們已經自由縱然我們還在爭取自由；我們已經幸福縱然我們還在爭取幸福。」那比自己更大的「神聖世界」，就是已然臨在但仍在爭取的「烏托邦式未來」。他倆的說法，難道不就是基督徒所應有的「天國視野」嗎？

天國， 既濟而未濟（already but not yet）， 在耶穌宣告「天國近了」時已然來到（縱然我們仍為天國降臨而祈求和努力）。而天國，與民間信仰式的天堂之別在於︰天國，在耶穌的禱文中，是會降臨在地上；上帝的旨意，是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而文學，則在「體制世界」中尋找缺口，讓我們看得見在「別人」和「自己」之外的「神聖世界」，就像約翰天啟式的寫作般，在羅馬帝國大權在握的世代中，在七頭十角和十頭七角的形象中，看見大權背後的人子，並施行審判的上帝，以致他可以不在經濟、政治和軍事權力前下拜，獨獨敬拜看來無力並死去卻是天上、地下所有權柄都歸於他的，人子。

小說，往往提供有別於主流的想像，暴露主流的限制，投射主流所不能相信的未來；信仰，就是對上帝國度所關懷的人流出關愛，對既濟而未濟的天國抱有盼望。香港小說，不論是寫庶民還是小市民，不論是第一次本土意識的自覺還是第二次，依然可見一條尋找「美麗新世界」的調子，從西西到可洛，一直延續。或許，天國一天未實現，小說還是一天的寫下去。

原文刊於《文藝通訊》（2011年1月號）。

香港文學的庶民立場
談文學與社會，還是從自身文學和本土社會出發會較穩妥。
上世紀七十年代是香港的轉折點，在經濟民生上如是，在文學關懷上如是，從五、六十年代的過客心態到七十年代扎根本土，從關注宇宙性終極的真善美到關懷本 土庶民，代表作當然是西西的《我城》，以移民第二代扎根本土的眼睛為視點，在艱苦的日子看見樂天的平民態度。現代化與文學本土意識的自覺在時空上第一次相 遇。
九十年代前途問題，催生了很多出色的小說創作，較少人提及卻意義非凡的，有辛其氏的《紅格子酒舖》，把八九後九七前香港人的處境，連結到 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一波又一波的抗爭運動。兩個時空並照觸發讀者思考，究竟是人心在走上中產安定之途後火熱不再？還是實際上社會因進步而問題減少了所以 沒有抗爭的必要呢？小說深刻的留下四女性過去火熱、現在冷靜犬儒的形象；文學，就這樣把一個時代的骨架暴露出來。
被評說在作品流露着「人文知 識分子」的關懷與堅執的余非，現在中學裏只談論她為「突破」寫的一系列通識書籍，已經忘記了她九十年代中至二千年的小說創作。短篇集《暖熱》一篇又一篇的 小說，寫出在辦公室中小腳色的掙扎，也寫出法庭中的法理與人情。她被人遺忘是可以理解的，在九十年代一片回歸和身分歸屬的討論中，這些與歷史大事件無甚關 聯的文字，就注定被埋沒。同時期，董啟章寫學校與成長，從《小冬校園》到《體育時期》到去年出版的《學習年代》，從中學到大學到後大學前社會的空隙，想像 青年人如何在「效法世界」（conform）和「心意更新而變化」（transform）之間掙扎，尋找他們的出口。
到了二千年代，一波又一 波的社會運動預示着第二次現代化的來臨，同時也出現了第二次本土意識的自覺。西西的《我城》是第一次本土意識奠基的小說，所以在這段時間，不少作者回到 《我城》，尋找可資再創作而又切合現況的形式和主題。鄒文律的《N 地之旅》和可洛的《鯨魚之城》是其中的例子。《N 地之旅》一反過去鄒文律抒情的筆調，對改變現狀和尋找「美麗新世界」變得悲觀，小說集中較有出路的算是〈火豚骨〉。小說以天星皇后碼頭抗爭為藍本，寫出尋 找未來的可能。至於《鯨魚之城》就樂天得多，明顯承繼了《我城》的筆調和風格，在香港這個空間不斷消逝和壓縮的地方，創造出尋找更好生活的想像。最後的大 團圓過於美滿而把問題簡化了，但把尋找「美麗新世界」的地圖與聖經融合，可算是近來香港文學與信仰整合的新嘗試。
最後不得不提李維怡的《行路 難》。她一路從事社會運動，以不同的媒介「記錄」和「再現」低下階層面對大環境、權力和政治的庶民生活，小說是她其中一個出口。這本書中，多篇都是關於小 市民面對生活上種種難題的掙扎。小說或許沒能提供出路，但至少提供了適當的語言讓「局外人」去了解小市民，去了解個體生存的掙扎。若大陸八、九十年代的文 化熱為「老百姓」提供了文化上的想像和形式，那麼，同樣地，李維怡的影像和文學就為二千年代的香港提供了「小市民」的想像和形式了。 

在體制與自我之外
有趣的是，在一次訪問中，李維怡談及她幼年的經驗時，說「這幾年主日學的閱讀經驗，應該是很重要的，因為它為我締造了『體制（別人的）世界』和『我的世 界』之外的『神聖世界』。」雖不知她是否信徒，但「神聖世界」這說法卻為她的作品注入「信仰」的向度︰「這個『神聖世界』讓人覺得，『自己』可以成為比 『自己』更多的東西，但這卻並不意味要去成為『體制世界』的一部分。」
李維怡的「神聖世界」與齊澤克（Slavoj Žižek）的「烏托邦式未來」很類似。甚麼是真正的革命呢？對齊澤克來說，革命不是已然實現的現實，也不是遠方未來的應許。「革命的經驗，並不是為未來 世代的幸福和自由而要承受的艱苦，而是在艱苦中，照見幸福和自由投下的光輝―在艱苦中，我們已經自由縱然我們還在爭取自由；我們已經幸福縱然我們還在爭取 幸福。」那比自己更大的「神聖世界」，就是已然臨在但仍在爭取的「烏托邦式未來」。他倆的說法，難道不就是基督徒所應有的「天國視野」嗎？
天 國， 既濟而未濟（already but not yet）， 在耶穌宣告「天國近了」時已然來到（縱然我們仍為天國降臨而祈求和努力）。而天國，與民間信仰式的天堂之別在於︰天國，在耶穌的禱文中，是會降臨在地上； 上帝的旨意，是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而文學，則在「體制世界」中尋找缺口，讓我們看得見在「別人」和「自己」之外的「神聖世界」，就像約翰天啟式的寫 作般，在羅馬帝國大權在握的世代中，在七頭十角和十頭七角的形象中，看見大權背後的人子，並施行審判的上帝，以致他可以不在經濟、政治和軍事權力前下拜， 獨獨敬拜看來無力並死去卻是天上、地下所有權柄都歸於他的，人子。
小說，往往提供有別於主流的想像，暴露主流的限制，投射主流所不能相信的未 來；信仰，就是對上帝國度所關懷的人流出關愛，對既濟而未濟的天國抱有盼望。香港小說，不論是寫庶民還是小市民，不論是第一次本土意識的自覺還是第二次， 依然可見一條尋找「美麗新世界」的調子，從西西到可洛，一直延續。或許，天國一天未實現，小說還是一天的寫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