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小說與西方現代文學的關係

作者︰梁秉鈞

陳炳良編,《香港文學探賞》(香港︰三聯書店,1991),頁68-88

作者嘗試在文章中談談香港小說與西方現代文學的關係,這是在題目已經標明了。香港六、十年代的一批作品,嘗試引進西方現代文學的寫作方法和形式,並在當下香港的時空加以化,以思考香港當下的處境,也嘗試藉此分析香港小說與中國現代小說傳統的關連。

作者先為現代主義和現代小說下簡單的定義,他總結說,現代小說「揚棄了傳統的外貌寫實轉向內心挖掘;不再順應時序的發展而隨心理時間跳接,或是把著 眼點從 傳統小說中視為素的情節人物、對白等,轉移向意識的流動、意象的感覺、文字的節奏和肌理。」為甚麼說會有這樣的轉變呢?作者亦給予讀者一個簡單的答案,由 於二十世紀初不同學科領域的展,致使「人性改變了」(胡爾芙語)。所以小說作者要透過新的方法來寫這複雜多變的性。

作者列舉了一般批評家認為現代主義所有的特徵︰

  1. 對當前代的自覺與歷史的隔斷
  2. 反叛既成文化
  3. 反對習俗
  4. 反描象規則
  5. 有時會反對理性本身
  6. 重視個人多於社會
  7. 重視潛意識多於自覺觀察
  8. 重視熱情和意志多於知識和道德制度

作者第一篇所評選的是李維陵的《魔道》,他拿這篇與王爾德的《陶連‧格萊的畫像》作比較。作者認為《魔道》是對對王爾德的反駁。王爾德主張藝術比生 命重 要,亦主張為藝術而藝術,他曾說︰「畫無所謂道德或不道德的。畫有寫得好的或寫得糟的。僅此而已。」而《魔道》的結尾,主角感到一種神聖的光輝,最後帶著 一種寬恕和期望而結束。現代小說對於李維陵來說,是要批評現代人的自我放任,要滲出積極鼓舞現代人的力量,這與王爾德放下道德的判斷,只談藝術的高低,恰 恰形成對照。

為甚麼他們有這種分別呢?作者認為是他們所處的背境不一,以致他們的態度也不同了。王爾德寫作時,正值是在世紀末,歐洲籠罩著頹廢懷疑的氣氛;而李維陵寫《魔道》時,是在二次戰爭後,他們所處的具體歷史不同,至使所反省的也不一樣。

接著作者就評論劉以鬯的《酒徒》,他拿這篇與喬哀思的《尤利西斯》作比較。現代文學所理解的現代人,是內心充滿猶豫和掙扎。世界已經失去光榮意義, 現代人 就要憑自設準則去建立意義。《酒徒》的主角恰是這種人,他充滿缺點,但也有自己的原則,有軟弱,但也有智慧。《尤利西斯》的主角同樣是個平凡人物,喬哀思 用意識流的手法,去透視角色的意識飄流。平凡的主角不能說清外面複雜的世界,因此沒法分析,於是惟有繼續聯想,讓意識飄流。

劉以鬯也讓讀者看到《酒徒》主角的意識流動,但這回的意識,是「有實指、有批評、有較分析性的語法」。劉以鬯之所以不同於喬哀思,正因為《酒徒》這小說要對抗商業社會流行意識,所以他就以新的技巧,化成小說,以對抗商業文學。

本文的作者還評價《酒徒》,說是一篇關於小說的小說 (metafiction)。他認為這小說對自身作為小說有充份的自覺,也是現代文學精神之一。作者還說︰「小說裏面提到許多中國現代小說,後來都逐漸得 到承認,也被收入當代出版的現代小說選中……《酒徒》之強高調小說的藝術性,重提並繼承某些優秀而被忽略了的五四小說的傳統,就有它的歷史意義了。」

然後,作者就分別分析了崑南的《地的門》和吳煦斌的《木》。到了這裏,文章的分析和比較的力度都弱了。作者指出崑南的《地的門》把神話現代化,有如 喬哀思 的《尤利西斯》和艾略特的《荒原》,而只簡單地說出他們之間的分別,並沒有再深入討論《地的門》的神話結構(或許作者認為《地的門》並沒有以神話形成嚴謹 的結構,只是個簡單的對比)。作者最後評價說,《地的門》是想借「西方的價值觀來反叛香港社會上當時比較實利的價值觀」。至於吳煦斌的《木》,作者把這篇 與加西亞‧馬蓋斯的《一百年的孤寂》和祖奧‧居馬雷斯‧盧沙的《河之第三岸》中某些片段作比較。這裏的比較就更不像先前評論《魔道》和《酒徒》般細緻。作 者最後評說道,小說「結尾敘述者的遲疑,彷彿是寫一個香港詩作者對於如何接上中國新文學三、四十年代的傳統,有一個思考。小說結束於一個凝鏡。不加以解答 而給讀者一個思考的餘地,也是現代小說的特色。」

最後作者總括說,香港作家在小說中引入現代主義的思想和元素,有文化反抗的意味,但目的是為了重新發掘被漠視的價值觀,以及被壓抑的非主流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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