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以外無一物?德里達、解構與聖經

史密斯 (James K. A. Smith),《與後現代大師一同上教會》(香港︰基道書樓,2007),頁19-50。

作者在本章嘗試闡明基督教可以從德里達 (Jacques Derrida) 身上學些甚麼。德里達在《書寫學》 (Of Grammatology) 中有一句說話常被人誤解,就是「文本以外無一物」。德里達在書中分析盧梭 (Jean-Jacques Rousseau) 的文章〈論語言的來源〉。盧梭認為語言是接觸世界的障礙,妨礙我們直接經驗世界。所以盧梭想要尋回昔是那「自然的狀態」,我們在其中不受語言這中介的影響,能按世界的本相經驗世界。不過德里達並不同意盧梭的說法。作者認為︰

根據德里達的見解,我(們)並沒有越出詮釋的領域。詮釋不是一連串圈環,我們穿過它們,最終到達一個國度,是沒有中介經驗的,在那裏我們不再需要詮釋。相反,詮釋是身為人並且經驗世界不可脫離的一部分。所以即使這隻藍色杯子放在我的桌子上,我「第一手」地用它來喝咖啡,那仍然是一種詮釋。(頁27)

因此,書寫和文本並非一道門,它們不只是我們接觸事物的中介。我們不能跳過詮釋,而直接來到現實面前。德里達宣稱文本以外無一物,嘗試說明我們必須透過對語言的詮釋,才能了解現實。當然,德希達不是語言上的唯心主義者。他並不否認杯子和桌子的實質存在,他所主張的是,詮釋無處不在︰我們一切經驗都是詮釋。

德里達式的解構指出一切都是詮釋,使我們可以質疑廣為接受和主導我們的詮釋。這些詮釋往往聲稱它們不是詮釋。這樣,解構對被邊沿化、被束縛和被壓制的詮釋特別關注。是以作者認為「解構歸根結底便是倫理性 -- 關心那些典型地被邊沿化,舊約描述為『寡婦、孤兒和寄居的人。』用另一種方式表達,華爾街和華盛頓都想我們以為他們對世界的詮釋『就是事物的本相。』解構藉著指出為甚麼一切都是詮釋,給我們力量質疑好戰的總統和貪婪的行政總裁的詮釋」(頁41)。

基督徒面對德里達最困惑的,就是詮釋這回事。若所有事物都是詮釋,那麼上帝和福音也只是眾多詮釋中的一種詮釋,那麼信仰就不再是客觀地真實,德里達又怎能與基督教站在同一陣線上呢?作者認為,我們這樣問,是認為只有「客觀地」知道才是「真實地」知道,只要稍稍經人的詮釋,這樣的知識就變得主觀,像被扭曲了,因而不真實的。不過作者卻說︰「主張我們的詮釋不是詮釋,而是客觀地真實,往往變成最糟的帝國主義或殖民議程,即使在多元文化之內也是這樣。承認福音是詮釋應該變成我們公共神學中的一種謙卑。」(頁40)

作者舉例說,我們眼前有一件物件,我們說那是杯子,這聲明本身已經含有詮釋了。我們能知道那是杯子,是靠我們對形狀的認知和理解,並杯子所在的處境而決定的。我們以為自己沒有詮釋,是因為這認知過程我們已經習以為常,在瞬間已經詮釋了。「雖然(我們)是在詮釋那杯子,但也是很好地詮釋它。那杯子誠然不是以明確的事實這個方式存在,但這並不表示我對杯子的詮釋性理解不好或不真實。」(頁33)於是乎,對於作者來說,我們面對任何事物都必須先詮釋,至於我們所認知的是否「真實」,就在乎我們的詮釋是否「好」的詮釋。

那麼,對於德里達來說,甚麼才是好的詮釋呢?解構並不表示我們可以對文本說任何話;解構不是全然讚賞不確定性。相反,德希達強調處境,認為處境很重要。詮釋是否合法,端在乎看詮釋的人處於甚麼處境。所以德里達的「文本以外無一物」這格言又有另一版本︰「處境 (context) 以外無一物」。而德里達更強調,理解文本的處境是由詮釋的群體確立的。群體根據自身的目的,決定甚麼規則才是好的,才可以好好地詮釋事物︰「群體固定處境,而處境決定意義」(頁43)。於是乎,對於基督徒群體來說(或任何一個群體),我們最終的宗教前設決定我們怎樣理解世界。

最後,作者設想若把德里達帶回教會,會是怎樣的呢?德里達說「文本以外無一物」,這格言對基督徒十分有意味。聖經是我們的聖典,聖言是我們所相信的上帝,說文本以外無一物就是強調,我們對世界的經驗沒有一吋可以離開上帝在聖經中的啟示;「說文本以外無一物,就是說上帝的啟示向創造的每個方面說話。」(頁45)若我們要有「好」的詮釋,就需要恢復聖徒的群體,「要詮釋聖經,並要有好的詮釋,我(們)不能將自己從稱為教會的群體中孤立起來;相反,我需要在地理上(全球的教會)和時間上(教會見證的歷史)受到這個廣闊的群體模塑和訓練。」(頁46)

發表者:Enoch Tam

Enoch Tam Yee-lok is a Ph.D. candidate in the School of Communication of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He graduated from the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with an M.A. and M.Phil. in the Humanities in 2007 and 2009 respectively. His research interest is early Chinese cinema, Hong Kong cinema and Hong Kong independent cinema and his recently published paper is “Colourful Screens: Water Imaginaries in Documentaries from China and Taiwan" and "The Silver Star Group: A First Attempt at Theorizing Wenyi in the 192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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