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文學和城市書寫的《Footnotes》

唐睿第一本出版的長篇小說《Footnotes》奪得第十屆(2007-2008年)香港中文文學雙年獎小說組首獎。這小說得獎,除了顯示了作者的才情外,似乎也為思考香港文學和香港文化身份打開另一層次的討論。

故事是以孩童黎軍的視角,講述他童年在鑽石山徙置區的故事。作者細緻地描述黎軍童年成長階段,他的同學與學習生涯,他的父母和鄰居的父母,他同輩的朋友,他祖父輩的叔伯兄弟,並盛載他成長的空間和氛圍,構成了黎軍十分平實的成長故事。

時間的回憶與空間的懷念
對於同是在八十年代長大的讀者來說,小說能帶給他們很大的共鳴的。讀者不一定都來自徙置區或在其中成長,但作者所描寫的整個氣氛和環境,都是同代人共同經歷的。似類的寫法,陳慧在《拾香紀》中已經演練了一次。同樣是以童年視角出發,《拾香紀》的故事集中在一個家庭,以家庭中不同年代的人去寫不同年代的回憶,時間流動幅度比較大;而《Footnotes》中的時間是凝定和靜態的,反而空間感則比《拾香紀》強得多。在這個簡單的比較中,我們已可發現,在《拾香紀》出版到《Footnotes》出版這十年間,作家在反思回憶時已經有根本的變化。在1997年《拾香紀》中,回憶是固定在人物與時間的關係上。不同時間出現的事物成為懷念的對象,這所以在《拾香紀》中會經常提及流行曲。把流行曲看成一件事件,從而看出某個時代的精神。反之,在2007年的《Footnotes》中,回憶是固定在空間和這空間中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上。敘事者黎軍穿插在不同的空間中,見證不同人之間的關係和他們的社會地位。是以,居屋、康寧道、9號巷、壽林叔的診所、Duck Duck樂園和其他地標會經常在小說中出現。

談及地標式的寫作,讓人想起舒巷城的《太陽下山了》。《太》寫及六十年代互助互濟的西灣河,而《Footnotes》中的徙置區也如《太》中的西灣河,其中人情味濃,生活質感強烈。由於《太》在敘事的時間和所敘述的時間沒有很遠的距離,所以《太》沒有如《Footnotes》般對回憶有所思考,沒有「自我指涉」 (self-reflexive),是一單純的寫實主義小說。反之,雖然《Footnotes》同樣以寫實的手法描寫黎軍在徙置區的生活,但在第三章中,作者轉換敘事者以小說反涉小說自身,從而反思回憶的本質和文學的功能。

拒絕視而不見︰回憶的本質和文學的功能
在第三章中,作者寫出徙置區故事以外的「真相」。第三章的敘事者是一精神科醫生,負責治療及輔導病人「黎軍」的心理。由從男童的父親離家失蹤後,母親經常把男童禁錮在家裏,把他雙手被繩綁在木床上。經醫生的心理檢查後,證實男童患有輕度精神衰弱,同時亦有語障和幻覺等問題,導致思維和記憶力極度衰退。由於父親離家,母親也因精神衰弱而分到別間醫院治療,法庭遂讓男童姑媽擔任他的監護人。而在姑媽的請求下,醫院就分派敘事者去「替男童重新整理記憶,並協助男童忘卻有關被禁錮,以及一切有關父母的記憶,另外設法讓男童相信,男童的姑媽才是男童的母親。」(頁192)

這「真相」揭露了,原來第一章和第二章中的故事,是男童向醫生敘說的回憶。男童對禁錮的記憶沒有太大印象,反倒是在徙置區的記憶則鉅細無遺。在作者這種敘事設定下,本來讀來歡快立體、互助和諧的故事,則變成是「現實」殘酷生活的殘餘。不過現實的創傷好像對男童沒有太大的影響,對於醫生要他相信姑媽是母親這回事,男童對此顯然也沒有太大興趣,男童好像很自然的選擇了忘記創傷,專注於重述徙置區的生活。醫生與男童的關係是︰醫生要改寫男童的歷史,把姑媽改成母親,並抹去創傷,但男童卻自個兒的向醫生述說可堪回味的徙置區生活。對照香港這個城市來說,回歸可說是我城的「創傷性」事件(設法讓男童相信姑媽才是母親何嘗不可視為回歸的暗喻),而「黎軍」(後改名黎港生)也可以看作是香港的隱喻。

在這個(改寫)回憶的年代,作者在〈後記〉中就夫子自道︰「我們談論著『大多數』人的公屋集體記憶時,我們會不會遺忘,一批為數不少,居住在唐樓、徙置區或是木屋區的『少數人』的集體經驗?」這正正呼應了故事開始作者對名字的看法︰「名字是一樣奇怪的東西,你就是把它改了,換成另一個,原來的那個還是會默默地跟著你,像影子,又像是那些逐漸、或已經消逝的物事與人物,偶爾藉著街上的一點痕跡,藉著你的夢,悄然返回你的生命……」(頁18)。回歸後,香港的名字也改了,但是有些「事物」,會在「夢」中返回。就在香港這個「創傷」時刻,不少作者會如醫生般改寫「創傷」事件,注目認定姑媽變作媽媽這回事,但唐睿就如男童一般,沒有注目於那「創傷」事件,也不理會醫生的治療,反而訴說著關及自己生命看來平平無奇的故事。小說,在作者的個體身上,擔當了夢的角色,活化了已然消逝的事和物。

不單如此,男童透過述說,倒轉了醫者和被醫的關係。我們與其說醫生「醫治」男童,不如說是男童在「醫治」醫生;與其說男童患了神經衰弱和失憶症,倒不如說醫生患了「視而不見症」。有一回醫生嘗試循男童的故事找回他口中的徙置區,不過「徙置區卻沒了,眼前只有一片現代化的休憩公園…公園的完工日期竟是三年之前,而我卻每天都坐巴士從不遠的天橋上經過…」(頁194)。對著自己每天經過的路,醫生這麼多年來都是視而不見,而與之對比的,則是病童「對事物的珍愛」。源於這種珍愛,男童可以娓娓的把消逝的重構回來;而源於同樣的珍愛,作者把自己的經驗寫成了八十年代徙置區的故事。文學之於作者,可能是個「孤獨的遊戲」(頁185),但卻是如窗如門,讓讀者能「逐漸多看了一點天空」(頁195)。

超越「創傷」
作者這樣的安排,讓人想起魯迅的〈狂人日記〉。稍稍不同的是,〈狂〉中對「病者」的紀錄,是以文言放在故事前,告訴讀者「狂人」已經痊癒,並已通過科舉謀得官職。若單就狂人的日記部份看來,魯迅小說所呈現的新世代主體在國之將亡的「創傷」中,批評文化中「吃人的禮教」和發出「救救孩子」的呼籲。但時先張揚的「前言」卻把這個解讀消解了,他所構作的主體只能在自我懷疑中踽踽而行。至於《Footnotes》的後記則積極得多,作者就是在詢問,究竟是醫生患了「視而不見」病呢?還是改造記憶的男童患了「失憶症」呢?同理,唐睿也是在小說中構想一個我城後創傷的新主體。後創傷的主體,不再是視而不見的醫生,也不在在針對著創傷這回事下筆墨,反而是對創傷置之不理而擁抱私我珍重的故事,最後這些故事又反過來注入回文學界中,去治療文學界的「視而不見症」。最後引作者〈後記〉的文字作結︰「如果香港是一本書,這部盛載著我們豐厚記憶的大書,應該在記錄一項項『大多數』人的故事之餘,配上一些生活在『大多數』邊緣,甚至以外的人物與事件交織而成的『Footnotes』,這本書才稱得上完備。」

原文刊於《文化現場》2010年3月號(第2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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