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文學和城市書寫的《Footnotes》

唐睿第一本出版的長篇小說《Footnotes》奪得第十屆(2007-2008年)香港中文文學雙年獎小說組首獎。這小說得獎,除了顯示了作者的才情外,似乎也為思考香港文學和香港文化身份打開另一層次的討論。

故事是以孩童黎軍的視角,講述他童年在鑽石山徙置區的故事。作者細緻地描述黎軍童年成長階段,他的同學與學習生涯,他的父母和鄰居的父母,他同輩的朋友,他祖父輩的叔伯兄弟,並盛載他成長的空間和氛圍,構成了黎軍十分平實的成長故事。

時間的回憶與空間的懷念
對於同是在八十年代長大的讀者來說,小說能帶給他們很大的共鳴的。讀者不一定都來自徙置區或在其中成長,但作者所描寫的整個氣氛和環境,都是同代人共同經歷的。似類的寫法,陳慧在《拾香紀》中已經演練了一次。同樣是以童年視角出發,《拾香紀》的故事集中在一個家庭,以家庭中不同年代的人去寫不同年代的回憶,時間流動幅度比較大;而《Footnotes》中的時間是凝定和靜態的,反而空間感則比《拾香紀》強得多。在這個簡單的比較中,我們已可發現,在《拾香紀》出版到《Footnotes》出版這十年間,作家在反思回憶時已經有根本的變化。在1997年《拾香紀》中,回憶是固定在人物與時間的關係上。不同時間出現的事物成為懷念的對象,這所以在《拾香紀》中會經常提及流行曲。把流行曲看成一件事件,從而看出某個時代的精神。反之,在2007年的《Footnotes》中,回憶是固定在空間和這空間中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上。敘事者黎軍穿插在不同的空間中,見證不同人之間的關係和他們的社會地位。是以,居屋、康寧道、9號巷、壽林叔的診所、Duck Duck樂園和其他地標會經常在小說中出現。

談及地標式的寫作,讓人想起舒巷城的《太陽下山了》。《太》寫及六十年代互助互濟的西灣河,而《Footnotes》中的徙置區也如《太》中的西灣河,其中人情味濃,生活質感強烈。由於《太》在敘事的時間和所敘述的時間沒有很遠的距離,所以《太》沒有如《Footnotes》般對回憶有所思考,沒有「自我指涉」 (self-reflexive),是一單純的寫實主義小說。反之,雖然《Footnotes》同樣以寫實的手法描寫黎軍在徙置區的生活,但在第三章中,作者轉換敘事者以小說反涉小說自身,從而反思回憶的本質和文學的功能。

拒絕視而不見︰回憶的本質和文學的功能
在第三章中,作者寫出徙置區故事以外的「真相」。第三章的敘事者是一精神科醫生,負責治療及輔導病人「黎軍」的心理。由從男童的父親離家失蹤後,母親經常把男童禁錮在家裏,把他雙手被繩綁在木床上。經醫生的心理檢查後,證實男童患有輕度精神衰弱,同時亦有語障和幻覺等問題,導致思維和記憶力極度衰退。由於父親離家,母親也因精神衰弱而分到別間醫院治療,法庭遂讓男童姑媽擔任他的監護人。而在姑媽的請求下,醫院就分派敘事者去「替男童重新整理記憶,並協助男童忘卻有關被禁錮,以及一切有關父母的記憶,另外設法讓男童相信,男童的姑媽才是男童的母親。」(頁192)

這「真相」揭露了,原來第一章和第二章中的故事,是男童向醫生敘說的回憶。男童對禁錮的記憶沒有太大印象,反倒是在徙置區的記憶則鉅細無遺。在作者這種敘事設定下,本來讀來歡快立體、互助和諧的故事,則變成是「現實」殘酷生活的殘餘。不過現實的創傷好像對男童沒有太大的影響,對於醫生要他相信姑媽是母親這回事,男童對此顯然也沒有太大興趣,男童好像很自然的選擇了忘記創傷,專注於重述徙置區的生活。醫生與男童的關係是︰醫生要改寫男童的歷史,把姑媽改成母親,並抹去創傷,但男童卻自個兒的向醫生述說可堪回味的徙置區生活。對照香港這個城市來說,回歸可說是我城的「創傷性」事件(設法讓男童相信姑媽才是母親何嘗不可視為回歸的暗喻),而「黎軍」(後改名黎港生)也可以看作是香港的隱喻。

在這個(改寫)回憶的年代,作者在〈後記〉中就夫子自道︰「我們談論著『大多數』人的公屋集體記憶時,我們會不會遺忘,一批為數不少,居住在唐樓、徙置區或是木屋區的『少數人』的集體經驗?」這正正呼應了故事開始作者對名字的看法︰「名字是一樣奇怪的東西,你就是把它改了,換成另一個,原來的那個還是會默默地跟著你,像影子,又像是那些逐漸、或已經消逝的物事與人物,偶爾藉著街上的一點痕跡,藉著你的夢,悄然返回你的生命……」(頁18)。回歸後,香港的名字也改了,但是有些「事物」,會在「夢」中返回。就在香港這個「創傷」時刻,不少作者會如醫生般改寫「創傷」事件,注目認定姑媽變作媽媽這回事,但唐睿就如男童一般,沒有注目於那「創傷」事件,也不理會醫生的治療,反而訴說著關及自己生命看來平平無奇的故事。小說,在作者的個體身上,擔當了夢的角色,活化了已然消逝的事和物。

不單如此,男童透過述說,倒轉了醫者和被醫的關係。我們與其說醫生「醫治」男童,不如說是男童在「醫治」醫生;與其說男童患了神經衰弱和失憶症,倒不如說醫生患了「視而不見症」。有一回醫生嘗試循男童的故事找回他口中的徙置區,不過「徙置區卻沒了,眼前只有一片現代化的休憩公園…公園的完工日期竟是三年之前,而我卻每天都坐巴士從不遠的天橋上經過…」(頁194)。對著自己每天經過的路,醫生這麼多年來都是視而不見,而與之對比的,則是病童「對事物的珍愛」。源於這種珍愛,男童可以娓娓的把消逝的重構回來;而源於同樣的珍愛,作者把自己的經驗寫成了八十年代徙置區的故事。文學之於作者,可能是個「孤獨的遊戲」(頁185),但卻是如窗如門,讓讀者能「逐漸多看了一點天空」(頁195)。

超越「創傷」
作者這樣的安排,讓人想起魯迅的〈狂人日記〉。稍稍不同的是,〈狂〉中對「病者」的紀錄,是以文言放在故事前,告訴讀者「狂人」已經痊癒,並已通過科舉謀得官職。若單就狂人的日記部份看來,魯迅小說所呈現的新世代主體在國之將亡的「創傷」中,批評文化中「吃人的禮教」和發出「救救孩子」的呼籲。但時先張揚的「前言」卻把這個解讀消解了,他所構作的主體只能在自我懷疑中踽踽而行。至於《Footnotes》的後記則積極得多,作者就是在詢問,究竟是醫生患了「視而不見」病呢?還是改造記憶的男童患了「失憶症」呢?同理,唐睿也是在小說中構想一個我城後創傷的新主體。後創傷的主體,不再是視而不見的醫生,也不在在針對著創傷這回事下筆墨,反而是對創傷置之不理而擁抱私我珍重的故事,最後這些故事又反過來注入回文學界中,去治療文學界的「視而不見症」。最後引作者〈後記〉的文字作結︰「如果香港是一本書,這部盛載著我們豐厚記憶的大書,應該在記錄一項項『大多數』人的故事之餘,配上一些生活在『大多數』邊緣,甚至以外的人物與事件交織而成的『Footnotes』,這本書才稱得上完備。」

原文刊於《文化現場》2010年3月號(第2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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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者:Enoch Tam

Enoch Tam Yee-lok is a Ph.D. candidate in the School of Communication of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He graduated from the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with an M.A. and M.Phil. in the Humanities in 2007 and 2009 respectively. His research interest is early Chinese cinema, Hong Kong cinema and Hong Kong independent cinema and his recently published paper is “Colourful Screens: Water Imaginaries in Documentaries from China and Taiwan" and "The Silver Star Group: A First Attempt at Theorizing Wenyi in the 192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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