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血色圍城》︰我們還在消費著人性的光輝

《巴黎血色圍城》以1942年法國發生的「冬季單車場事件」圍捕行動為藍本,拍影法國憲兵及警察圍捕境內猶太人這歷史事物。電影一開始以字幕和黑白的歷史圖像告訴觀眾它寫實的態度,然後就進到描述整個圍捕行動的故事。不論電影如何告訴觀眾它是按歷史而拍,導演依然有她的選取角度,而看著德國政府與法國政府之間的談判,我就彷彿能明白為何要在這年頭重拍已經拍了很多篇關於二次大戰的故事。

電影告訴觀眾,當年法國之所以有這場圍捕事件,除了是德軍施壓外,還是與德軍的一場交易︰他們要重整國內的軍隊,需要德軍的幫忙。於是乎他們就談條件,捕到幾多猶太人德國就願意投放相應的資源協助法軍。這一幕幕在暗室中的談判,同樣揭示了現代國際政治的本相。我們世界看似已經離開第二次世界大戰很遠,然而國與國政府以無辜的人民為談判資本,在國際談判桌上拿取對其國家最大的利益。是以,就引申出維護國家利益與人道主義之間的爭論。可悲的是上世紀世界經歷了兩次大戰後,到今天這種以人命為談判籌碼的處事方法依然繼續發生。

面對這個龐大的權力關係,如蟻民般的電影觀眾又可以如何面對呢?電影安排了一個紅十字會法國女護士安妮蒙勒(美蘭妮洛倫飾)成為中介進到單車場內執勤,照管患病的生命。是以,安妮蒙勒就成為觀眾的認同對象︰觀眾在一個約三分鐘的長鏡頭中,先是以尾隨鏡頭跟著安妮蒙勒從單車場外進到場內,當然在過程中看見一個又一個哀求的面孔或目無表情的神態,然後進到場到要找主管醫生時,鏡頭從背後迴旋向前然後往高空拉遠看見單車場全鏡。這刻,觀眾就如安妮蒙勒般以「外來者」的身份透過影像/觀看這個媒介進到歷史現場中。能夠在電影院中買票消費的觀眾,大概不會在國際權力舞台中佔有任何位置,同時亦不會是受人拘補和出賣(電影中的猶太人都深信法國是保護他們的美地,而法國亦的確一直收留他們)的他者,所以導演聰明地創造了安妮蒙勒這個角色讓觀眾可以投入,可以透過她人道救援的行為舒解戰爭和種族滅絕帶來的恐懼,因為這個角色讓人覺得︰人世還有希望,人道立場還是可以堅持的。

然而,影片的保守正在於此。及後,我們看見安妮蒙勒如天使般(整天都穿著白衣的護士服)的身影不停的幫助患病的猶太人,亦以偉大的母親這個形象不斷的幫助和照顧在集中營內的兒童。這彷彿在暗示說,我們這些既非權力核心亦非受害著的觀眾,所能付出的最多莫過於安妮蒙勒那般,以關愛體現人性的光輝,以堅持體現人道之不滅,而觀眾則可以安穩的坐在電影院裏繼續消費著這份感動,並在電影最後在生死劫難後重逢的感人時刻。

電影雖然沒有憾動電影與觀眾間的安舒消費結構,幸好它最後還是保留著對觀眾的詢問。電影末段,成功在集中營逃出來的祖‧韋斯曼回到電影甫開始時出現的迴旋木馬前,並把境頭致在轉動的木馬之間向祖拍過去,而整套片就在祖對木馬的凝視中完結。木馬一方面代表著電影開始時一家人安穩的日子,同時亦代表著孩童快樂的世界,亦意指下一代的幸福。這個鏡頭彷彿在說︰戰爭後不可能回到過去一家人安安穩穩聚首的日子;而鏡頭裏的祖憂鬱的並斜斜的不正面看影頭和觀眾的眼神,又像是在問︰戰爭過後的和平真的能為下一代帶來幸福嗎? 祖眼裏的憂鬱彷彿就是導演的答案。

原文刊於《時代論壇》第1205期(2010年10月3日)
圖片來源︰這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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