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孤獨而消費的個體──葉愛蓮小說中的苦悶與狂喜

一、被困而孤獨的個體

葉愛蓮的《腹稿》(2007)面世時曾引起不少討論,有說她寫的是「告解式」的小說,有說可以以日本「私小說」(I-novel)觀之,無情地揭發小說中敘事者「我」最私密的心靈; 而最切中要害的則是湯禎兆的評論,它點出葉愛蓮承繼了黃碧雲和黎堅惠的文字風格(包括小說集和網誌)的兩個前設︰一是沉溺的愉悅,一是自戀書寫的格局。在這種風格的前提下,可以想像她寫出來的角色往往都是渴望深入關係而不可得的孤獨個體。

最能體現這種孤獨的應是〈關於Sperm〉中「擱淺的抹香鯨」這意象。這小說雖然仔細地寫及敘事者「我」和角色阿卓性交的細節,然而那種冷淡語調,卻極像夾在描寫他們關係之間、關於抹香鯨的資料性文字。縱然他們性交,但那只是「性器與性器的磨擦。那是動物的,那叫交配。」(頁73)正正是因為這極致的身體觸感,使敘事者想到女與男、她與阿卓之間的互不能理解。然而這小說之所以題為「關於Sperm」,正正折射了作者渴求破除孤獨進到結合的慾望。在這,不得不引述小說中彷似字典般的對Sperm字義解釋︰

(Bios) A sexual cell or germ cell; a conjugating cell which unites with another of like of unlike character to form a new individual. The union of sperm (male) and egg (female) is called fertilization.(頁74)

這裡寫的正是透過 “union” 生出 “new individual”。在生物中,new individual 指的當然是新生的孩子,然而在小說中這詞至少有兩層意思︰其一仍是指孩子,但這孩子並不是從女角肚中生出來的,而是轉化自女角和男角的關係。小說結尾把床上的男角描寫成「精緻如嬰」(頁76),而這也達到了 new individual 的第二層意思︰一夜的交合把男角轉化成嬰,那未說卻已經說出來的就是女角同時重生,轉化成母。這也是葉愛蓮小說的主題︰小說中的女角往往渴望成為男的母,包裹和佔有著他,一如母和子的關係。然而,這種 union 卻又因著種種的個體差距被阻礙著。是以敘事者在故事結束時說,「也許,我是抹香鯨」(頁76);是以,角色還是沒法轉化成新生,還是孤獨的個體。

這種隔絕的感受並不只在女與男的關係中發生,就算是在女女之間,親密還是不易得。在〈她們不是孿生〉中,作者在陳美和柯守真的故事中加入了連體女孩拉丹和拉蕾的故事。正因為二人過於親密,甚至交流著相同的身體經驗,其中一方覺得難以忍受而決定要分割。作者沒有美化女性之間的同感感通,這感通同時會帶來排斥,所以,不論陳美和柯守真17歲時是如何的親密,她們還是會因為時間的流逝而分開,正如她們相信會永遠出版的 Amoeba 依然有結束的一天。而當她們因著她們不可控制的因素分開後,她們又再次跌回孤獨個體的處境,在男人身上永不可能找到那親密的替代。〈她們不是孿生〉單看題目像是要說女性同共體的故事,原來卻是在說當女性成年同共體瓦解後(不論是自願分割還是無奈分開),她們落入孤絕的處境。

在〈熱〉和〈腹稿〉中,葉愛蓮更把孤獨推至被困的狀態。本來,女權運動帶來了女性的解放,把女性從私人的空間帶到公共的領域,把她們從廚房帶到辦公室。然而,在葉愛蓮眼中,女權運動並沒有帶來完全的解放,女性只不過從父權的壓迫進入資本主義社會的壓迫中,從廚房的私密困鎖進入辦公室的死寂中。〈腹稿〉寫出辦公女郎的實況︰「工業革命和女權運動展開後,我,如同很多很多曾經年輕的女郎,在死寂一片的辦公室裡打拼。」(頁142),〈熱〉則在空間上寫出被困的事實︰「我不能知道今天的天氣,不見天日,不能印證天文台的說法,今天是否酷熱,有煙霞,間有驟雨。」(頁110)因著年年月月的工作,那個可以生產出 new individual 的有感覺的身體,變成了半死有病的身體。〈熱〉的敘事者有抑鬱症和驚恐症,〈腹稿〉的敘事者也有類似的精神病。工作不單是精神上的折磨,同時在磨蝕身體︰「我快將二十七歲,三十歲或四十歲。我消磨了青春,天天打字,打得腰痠背痛,對性失去興趣。」(頁140)在別的作者口中,「對性失去興趣」這樣的描述可能只是對身體狀況的描寫,但在葉愛蓮的小說中,對性失去興趣代表著無法新生重生,無法進到她所渴望的親密結合中。然而刺諷的是,病卻為被困的角色製造出喘息的空間︰「我有病,我或者因此而高興了一陣子,我有病,我不能上班。我可以申請延期償還唸大學時所借的貸款,我可以休息,睡覺,寫一萬個關於愛的故事。」(頁145)在〈熱〉中同樣描寫了一刻「自由的瞬間」︰女子到版房挑選公司免費贈送衣裳的瞬間。在這段時間,各個工作的女子可以不理會持續在響的電話,可以七嘴八舌,可以爭奪,可以自主的加入或離開。整段描述是小說中最有活力和動力的。然而自由自主的只是瞬間,女子們還是要回到工作崗位上繼續受困。是以,這個空間只是「延期」的,〈腹稿〉中的「唸大學時所借的貸款」正正表明,不論怎樣,角色最後還是要回到被困的處境,小說所能作的就是透過「病」或「物」,為角色提供一個自由的瞬間,卻沒能讓讀者看到自由的可能。

葉愛蓮更殘忍的是,不只指出工作的受困,還要無情的抹去愛情的美好,把角色困在愛情的意識形態中,沒能走出來。在〈腹稿〉中與敘事者作對比的是年輕的女子明娜,她的生命未知充滿了可能性,因而能吸引敘事者的情人「你」的目光。在年輕和半死之間,「你」不難作選擇。女角尋求情愛中的親密而男角則不斷追求永遠的年輕。因而敘事者說︰「我們都在受苦受難。我們那些真正的愛情偉大的愛情讓我們受苦受難。」(頁141)我們不難在這裡讀到反諷,「真正」和「偉大」其實是應該加上括號的。所謂的「真正」和「偉大」,其實都在蒙蔽我們,叫我們困在無盡的愛情追逐中,一如小說集中的角色,無能離開困鎖,無能得到自由。[1]

這種孤獨被困的狀況,除了是與愛情的意識形態和資本主義的工作倫理有關外,還可以連繫到城市的當下處境。最能表現這關連的就是小說集的第一篇──〈給K〉。敘事者在故事開始時急急的撇清她與政治和社會的關係,並表明這是一個關於身體的故事︰「我二十二歲,不關心社會,不諳世事。我無知,沒有登記成為選民,但我有成熟的身體,我成熟的身體像櫻花。」(頁13)然而,我們不難看出,敘事者其實在不停地暗示政治與她的身體的關聯,當中最明顯的莫過於敘事者說:「2003年7月1日,我們在度假屋裡開著電視做愛。當電視新聞報導播放著街上群情洶湧的片段時,我爬在M的身體上如開了一樹成熟的櫻花。」(頁15)敘事者把私人性愛和公眾遊行並置在一起,沒有製造出「我不關心社會,不諳世事」這狀況,反而恰恰說明了她是如何的關心世事,如何的與世界密不可分。[2] 但是密不可分並不等於沒有孤獨,恰恰相反,密不可分是製造孤獨的原因。M說得好,他說世界每天都在運作,誰都不可以活在自己孤獨的世界裡。然而,這個世界沒有了誰都依然如常運作,但人無論如何都要過活。不過,在2003年那社會的處境底下,這城市的人該如何過活呢?是以,「我不關心社會,不諳世事」並不是角色的實況,而是作為她「根本改變不了甚麼」的控訴。這種無力感,使她走向自戀和沉迷︰「K說過我的問題是太過物質主義。我答他,是的,我需要擁有。」(頁33)同時,也是這種無力感,使她走向占卜,因為那是對未來世界的無限想像和盼望。

縱然沉迷於自戀寫作可以為自己騰出自由的瞬間,然而在當下,葉愛蓮小說的角色還得去面對被困的無力感。

二、消費、狂喜與內爆

《腹稿》是由六個短篇構成的小說集,雖說是短篇,但故事依然完整地展開;《男人與狗》(2008)則取了完全不同的策略,以每篇約二千字的極短篇構成。若說《腹稿》嘗試以短篇的形式來描述城市女性被困的狀態,《男人與狗》就是以斷續、破碎和片段來寫城市女性的慾望流向,而整本小說集則是在苦悶(boredom)與狂喜(ecstasy)兩端之間拉扯。小西曾寫道:「在葉愛蓮看來,辦公室女郎的生活,是異化的極致體現。」[3] 這種異化在小說中變成了無力感和苦悶,而現代女性面對這種城市生存的境況時,就只會如小西所說「這種對生存的不滿順理成章的被轉化為性與消費。」[4] 有趣的是,在消費掛帥的城市中,女性必須順著社會主流意識形態──去消費──才可以從內裡把被困的狀態爆開,達到狂喜的慾望自由流動的境界。然而單純「去消費」並不必然帶來內爆,例如〈房間〉是寫銅鑼灣是個怎樣的物質消費空間,但「我」卻困在不斷的消費循環中沒能出來,即使最後說「我」和朋友合租房子搬離那一區,讀者依然會覺得她們會繼續回到銅鑼灣來消費。在這裡,物質消費帶來的歡暢只是真正能滿足慾望的狂喜的替代品,慾望沒有得到滿足,角色自然會再跌入消費的循環。

緊隨〈房間〉之後的〈孩子〉則是寫「我」如何以身體消費,最後達到 union 並孕育著 new individual,以身體的消費來擱置未婚夫、工作、信用卡帳單和未接來電。而更有趣的是,小說沒有循傳統女性主義的路,說女性從性慾中找回身體,找到自主,然後成為新女性。小說中有這樣的一段描述︰

他一隻手托著我的下巴,一隻手摟著我的身體,命令︰「把舌頭伸出來。」我只能乖乖地把舌頭伸出來,讓他的嘴吞沒我的嘴。他天生長有厚重的嘴唇。我在他的吻下幾乎就要窒息身亡。(頁103-104)

敘事者「我」是順著男人的質詢把舌頭伸出來,她完全是順著主流的消費邏輯和性別定型,在主流的最內核去接近狂喜。〈煙〉中也有類似的情慾結構,「你」教導「我」去吸煙,使「我」成為一名吸煙者,「而對於你這場認真的教導,我一直在想,那幾近是種性的啟蒙。當你指揮我說︰『吸!』的時候,我總覺得那意思等同『脫!』。」(頁76)小說的敘事者也是回應著男性的質詢,按他的要求去回應,享受著被指揮的快感,有點近乎施虐與被虐的關係,「我」就在被操控/被虐下慾望到達高峰。而與這高速的慾望對照的,就是被規管得連抽煙也限時限地的「黯淡無光、悶氣的世界」(頁77)。這並不是說葉愛蓮沒有意識到父權社會下的男高女低的關係,事實上,她甚至逆寫了這種關係。例如在〈對話〉中,她描述一場在酒吧中極為普遍男女覓食挑逗互相引誘的對話,而女性的自主就在那女的把千遍一律的挑逗看成是沉悶中表露出來;而隨後的〈肉〉也逆寫了男女的權力關係,女的拒絕了上司的挑逗而主動地與游泳教訓搭上,在在都看見女性的自決。而在這個自決和自覺的前提下,小說角色自願的、甚至是積極的投入到主流性別結構的核心,才帶來了意想不到的內爆效果。

在這前提下,葉愛蓮在小說中提出的「以愛換愛」就不能只單單看成是怨婦窮追不捨的要求愛。以自己認為值得的價格去換取那價格的產品,正正是消費社會的運作邏輯,而「以愛換愛」正正是在這邏輯下運作的。然而,「我付出了愛而我的愛並不能換以我所認為等價的東西。」(頁83)等價交易在愛裡失效了,這意味著甚麼呢?它意味著,其實沒有純粹愛情這回事。愛情的定價,必須包含著身體和裝飾。是以,腰間有團肥肉的愛是會貶值的,而「明娜幾乎全裸的身體正推銷新款金飾。她鮮嫩奪目,骨肉勻稱」則會為愛情增值。明娜在這裡不只是代表著年輕的身體,她在小說化身成影像,成為名店前的巨型海報。具體的身體成為抽象的影像,而抽象的影像就成為社會為慾望定價的原則。藉此,葉愛蓮就破除了精神之愛的迷思。

在《腹稿》中,葉愛蓮經常流露著對精神/肉體二分的看法,在訪問中她曾說︰「兩個身體的交流,除了肉體,還有mental(精神上)的東西。」[5] 她這樣說本意是想擴闊「情慾」的定義,卻反而掉進精神/肉體二分中。到了《男人與狗》,葉愛蓮透過「物」把這二分還原到同一個平面上。《男人與狗》中的親密關係往往都是以「物」為中介,不論那物是人物、動物、禮物、或是其他。例如〈內褲〉就是寫以真絲內褲為中介的慾望,女子對真絲內褲的狂熱就是對物執迷的戀物狂熱,透過戀物,她可以表達那無以名狀、想擁有愛情的慾望。當男的在夜裡做愛時不為意的說「沒有真絲內褲也很舒服」時,女的就發現她沒有愛情信物因而失掉了愛情。這種追求在〈套子〉裡也有表現,小西評說時指出小說主角的反應是︰「當女子對完美愛欲的追求無法被滿足時,所表現出來的『歇斯底里』。」[6] 這種對「物」的歇斯底里,正正是到達苦悶對立面──狂喜的途徑。

整本小說集中,描述狂喜描述得最透徹的可算是兩篇「完了」。〈完了(一)〉中女子被男子的手指挑動得難受不已,就要求男的把陽具放進她身體裡。葉愛蓮故意延長描寫身體狂喜的感覺,然後突然的,男的不行了,挺不起來,女子身體的愉悅就懸置在臨近狂喜之前,就算她的性器在痙攣,甚至是高潮達到了,也不代表就此進到狂喜之中。第一篇「完了」寫的是完成不了,而第二篇「完了」是完全逆反,寫太快完了。葉愛蓮在〈完了(二)〉也是以較長的篇幅寫前戲,以延宕同時加強讀者對狂喜的期待,然而就在「一切都沒有準備就緒之前,在女子仍然情緒高漲地呻吟時,男子突然把陽具從她的身體抽出來。」(頁82)性的狂喜之所以難以達到或者在途中中斷,是因為這種高漲是從身體出發,而身體往往是難以主宰和預測的。一切美好的期待和安排並不必然會到達狂喜。是以在這小說集中,讀者總是在每篇小說背後隱隱約約的讀到巨大慾望的陰影,沒能滿足,總是懸擱,於是就唯有期待下次的身體和物質消費,可以帶來期望已久的內爆,把社會的苦悶都炸掉。

 

出版資料
《腹稿》(香港︰廿九几、Kubrick,2007)
《男人與狗》(香港︰廿九几、Kubrick,2008)

原文刊於《字花》2011年1月第29期。


[1] 葉愛蓮在《腹稿》中僅描述了被困的狀況,卻沒有寫出這狀況的權力來源。一切還得留待《男人與狗》來解決。

[2] 另一個例子是,敘事者不停在小說中說自己在欺騙,所以不寫日記而寫小說,反而在在表明了她的創作是如何的誠實,就像寫「私小說」般揭示自己的故事。

[3] 小西︰〈《男人與狗》︰哀矜勿喜〉,《文化現場》第9期(2009年1月)。

[4] 小西︰〈《男人與狗》︰哀矜勿喜〉。

[5] 葉愛蓮的訪問見洪永起︰〈葉愛蓮書寫OL情慾〉,《文匯報‧讀書人》,2007年9月10日。

[6] 小西︰〈《男人與狗》︰哀矜勿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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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者:Enoch Tam

Enoch Tam Yee-lok is a Ph.D. candidate in the School of Communication of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He graduated from the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with an M.A. and M.Phil. in the Humanities in 2007 and 2009 respectively. His research interest is early Chinese cinema, Hong Kong cinema and Hong Kong independent cinema and his recently published paper is “Colourful Screens: Water Imaginaries in Documentaries from China and Taiwan" and "The Silver Star Group: A First Attempt at Theorizing Wenyi in the 192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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