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熱血嗎?其實是後雨傘的羈絆──《點五步》中的「碇真嗣」式主體

電影《點五步》在2013年於「首部劇情電影計劃」大專組勝出,獲香港電影發展局的電影發展基金撥款200萬港元拍攝。導演陳志發及編劇黃智揚為香港浸會大學電影學院畢業生,拍攝時動員不少浸大的畢業生或學生參與製作,在上映之前引發了剝削義工、「販賣熱血」的爭論。這爭論還在繼續(希望能變成有意義和有後續行動的討論),而這文章也意不在介入此爭論之中,讓我們還是回到電影去吧。

《點五步》改編自「沙燕隊」的真實故事。沙燕隊於1983年成立,並在1984年擊敗日本隊伍,奪得香港少棒聯盟公開賽冠軍。導演說,他本想拍一個「屋邨仔」遺憾的故事,但構思的時間覺得故事難以發展下去,後來在報紙上看到關於沙燕隊的報導,就想不如把自己原先的構思,結合棒球的故事,就成為了現在的《點五步》。

《點五步》的故事主要圍繞着「屋邨仔」阿龍(林耀聲飾)和他的鄰居並同學細威(胡子彤飾),他們一同就讀於沙田區band 5中學基覺中學。學校的盧校長(廖啟智飾)想透過建立棒球隊,改變頑劣的學生。這支棒球隊就是沙燕隊。所有青春運動片的元素《點五步》都有:刻苦訓練、個人主義對團體意識、隊友間的競爭與不服、離隊再歸隊、由廢柴球隊慢慢進步,並常常在運動片出現的男性情誼。

這樣看來,《點五步》不過是普通的青春運動片。但是,當這部電影的故事是發生於1984(中英聯合聲明簽署之年),當電影開頭插入雨傘運動的鏡頭,當電影鏡頭不斷的拍攝着獅子山的時候,觀眾就明瞭,這不會是單純的一部青春運動片。透過這些設計,導演陳志發已經告訴我們,應該從哪些角度去討論這部電影,那我也不避談了,直接接受導演的邀請,就從雨傘運動和獅子山的鏡頭說起。

我說,這是一部「後雨傘」的電影。我這樣宣稱,是因為在開場和結尾,導演都運用了金鐘佔領區的畫面。沙燕隊的其中一位成員,在三十年後成為白領,走過了佔領區的帳篷,收到舊時隊友的電話,說要聚舊。然後旁白就說,已經差點忘記了,不想輸的感覺。這個不想輸,既是三十年前棒球場上的故事,也是三十年後在佔領中發生的事。

作為觀眾,對於沙燕隊三十年前是贏是輸,大概沒多少個人在開場時能說得出來,但對於兩年前的那場佔領,我們總會記得,佔領區最後是如何被暴力清場。先不論這場佔領如此收場是輸是贏,但這兩年間,香港的政治情況每況愈下,一股陰霾壓在香港人的頭上。離開了佔領時的例外狀況,佔領者又再回到過去的日常,甚至是更加壓抑而沒有出路的日常。在此情此境下,到底《點五步》又要對我們說出一個甚麼樣的香港故事呢?

說到香港故事,就自然不得不提開場不久的另一組鏡頭──獅子山。每次在電影中看見獅子山,總難免叫人抗拒,無他,以此標誌代表香港,已經泛濫,變得陳腐,似乎已經難以翻出新的意義。但陳志發在電影開場所拍的獅子山(及後的獅子山真的多得有點濫,其實不需要不斷提示觀眾的,觀眾其實看得清楚,也會記得)、所拍的棒球比賽場地,令人很自然想起另一部關於「夢想」的電影──《哪一天我們會飛》。

在《哪一天我們會飛》的結尾,主角余鳳芝和彭盛華經歷了中年/婚姻的危機後,帶到自己母校的學生到山上平地放飛機,飛機滿天飛,背景就是獅子山。這電影表面上說是談「夢想」的,但其實是在談「沒有夢想」,又或,在這個獅子山下,所能實現的最大夢想,就是在後山放一次自製飛機,如此然已,沒有更多。放完過後,我們可以想像,余鳳芝和彭盛華沒有變得不一樣,不論他們的婚姻最後如何,他們人生最燦爛──亦即真正擁有夢想之人蘇博文還在身邊──的日子,已經過去了。蘇博文已經死了,夢想早已經不存在。於是乎,當《點五步》在同一個地點取景,同樣的拍攝獅子山,多心的觀眾如我就感覺到,他不是要重複再寫一個在獅子山下無夢追悔的故事,另一個懷緬過去的青春故事(如果《哪一天我們會飛》算是「青春」的話)。《點五步》正正是要覆寫《哪一天我們會飛》那個破碎的無夢,寫出一個真正的青春故事。雖說這是一個三十年前的故事,但無礙它在訴說當下,尤其是導演在開頭和結尾加入佔領的畫面,那就更難以抽離地純粹把它看成另一個運動的傳奇:既然導演有意與當下對話,那作為評論者就不妨進入這個對話的領域。

說到青春,《點五步》所描述的,比黃修平/陳心遙他們塑造出來的「熱血」與「夢想」,對我來說是更為着地的,這全在乎對主角的角色設定。《點五步》的主角阿龍,生性懦弱、怕事、被動,一直是靠屋邨好友細威「罩住」(保護)。引人注目的是他聽walkman的設定,看似是普通不過的安排,卻立刻使阿龍這個角色比黃修平/陳心遙塑造的青春人物多了一個維度。

對於我們浸淫在日漫成長的幾代人來說,看見這個塞着耳聽walkman的年輕人,怎麼不叫人聯想到《新世紀福音戰士》中的碇真嗣(以及後來岩井俊二《青春電幻物語》中的蓮見雄一)。不知陳志發和編劇黃智揚是否真的有參考碇真嗣來設定阿龍這角色,但他們的相似是顯然易見的:懦弱、怕事、有一個在walkman背後不為人知的禁閉世界,被「父親」(在《點五步》中是廖啟智飾的盧校長兼教練)點名擔任自以為不稱職的崗位(阿龍本為捕手,後被點名當投手)。

如此,我不會以「熱血」來稱呼《點五步》,「熱血」是屬於《狂舞派》的,那種沒有猶豫,雖有挫折但依然勇往直前,那種沒有顧忌的生命的爆發力。這種「熱血」有其迷人之處,但未必能很有效的向當下的年輕一代說話。說要勇往直前,要「熱血」,要無懼追求自己夢想,但年青一代會說,對不起,我們有很多鬱結(尤其在雨傘這個集體的崩壞後),我們有很多羈絆。是的,是羈絆。《點五步》並未「熱血」,它是「碇真嗣」,是被指派,被呼召,被要求回應父親,被要求超越自己/他人,它是羈絆,是各種人際關係的纏繞,在友際間,在家庭裏,在愛情中,在對上一代之上。

說《點五步》是「後雨傘」的電影,所說的羈絆,就不只是個人,而是關於整個世代,關於整個城市。有說《點五步》像是香港版的《KANO》,若是如此,我會說不只是因為兩部電影都拍棒球,還是因為兩部電影都透過回顧自身的小故事,回應自身的殖民歷史。但不論是《KANO》還是《點五步》,他們處理殖民歷史都會被後殖民論述詬病。

《點五步》所說的故事在1984年,這年份對香港人不會陌生,是中英聯合聲明簽署的一年,這就成了香港這座城市三十年來的羈絆。在結尾,電影再次回到金鐘佔領區,成年後的阿龍走在佔領區的道上,旁白(林海峰聲演)就突然懷舊起來,說1980年代是香港最光輝的年代(那就要看從甚麼的角度去評價了),說很想回到當時,尤有很大可能性的屋邨仔那時(根本就是香港的[經濟]成長故事嘛,這意識型態在旁白中表露無遺),卻又不忘加一句註腳說要為當下踏出那怕至少半步(懷舊與踏出之間出現很大裂縫,似是為了不想完全被說成是懷舊不思進取而加上的一筆)。

我看到這裏時,就感到有不同的力量在劇情中角力,電影到底是往後還是向前?面對羈絆──特別是「後雨傘」的羈絆──還是跳過旁白,回到沙燕隊對灰熊隊最後的對壘妥當:在第九局的半局,阿龍早就踏在投手丘上,就如校長替他練習時所說,投手一踏出投手丘,就無得返轉頭。不是你熱血不熱血、有夢沒有夢而去行動,而是位置已經決定了:你在投手丘,就得投球,一如碇真嗣在EVA機體內,就得戰鬥。

如果說,近年香港電影因黃修平/陳心遙的兩部作品,出現了以「青春」、「熱血」和「夢想」來訴說本土的傾向,那麼《點五步》則承着這個脈絡,給它轉了一個彎,訴說了青春的羈絆,訴說了這個城市在後雨傘時期的羈絆。如果《點五步》有召喚出主體性的話,這個主體性大概是碇真嗣式的,而往往,碇真嗣式的主體,若然同步率400%暴走起來,力量之大是會叫人恐懼的。這大概是《點五步》超越「熱血」的意義吧。

關於《點五步》,可以談的還有很多,但文章過長,恐怕沒有人讀,就此打住,望有心人繼續延伸下去。

* 文題原為〈如何訴說香港的羈絆和獅子山的陳腐?後雨傘電影《點五步》〉,原刊於《端傳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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