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離在地，逃離房間︰試讀李智良新書《房間》

一、

談李智良的《房間》，可以從逃離開始。

他整本書都不斷的對讀者說，他要逃離，至少希望可以離開這個城市。有趣的是，他想要逃離香港，卻又跌入另一個城市︰台北。之所以急欲逃離，是想要擺脫認同，或是拆毀認同。作者一次又一次的強調，自己對香港這城市，沒有認同；若然要談上有甚麼感情，那將會是「憎恨」。香港，在殖民之後，急欲跳入「現代性」的進程，以至整個城市都極度現代，以至現代性的規訓力量毫無顧忌的伸展至每一個角落，以至像作者這般敏感又異常的人，在醫療機器中被固定在「精神病患者」這個位置。也是因為這樣，他急欲逃離，逃離這個城市，那怕是城市中一點一滴聲音，他都要逃離（因為無孔不入的聲音就像現代性中的規訓力量，在極少極少的空隙中鑽到他的身體內）。

然後，他跑到一個與香港沒有兩樣的城市。

雖說他沒有認同（或不想認同），卻又跑到樂生院的「現場」，與老公公老婆婆站在一起。認同是一種「在地」的形式，與地方結連；他「憎恨」香港，逃場「現場」，就是想要脫離這種在地的感覺，偏偏人在台北，卻又讓他看見香港。當他看見樂生院的一切一切，看見它的隔離、它的「治潦」，並一切「非人化」的手段，就喚醒他身體的記憶。原來，兩個城市，都在離開殖民後，義無反顧的投入「現代性」進程中。

於是乎，唯一使他有一夜安寧的，就是在航機上。完全的離地，完全的解域，高速在空中飛行，高速在空中逃離。離開土地，只剩下一副黃皮膚，他才可以找到片刻的寧靜，可以不被情緒和認同所累。

二、

無論是建造樂生院，抑或拆毀樂生院，其實都是「現代」的現象。我不得不引用作者的話︰

〔傅柯〕提出痲瘋病的控制作為「現代」的一個特有現象，是國家規模的人口監控，對「身體」的技術化規訓，其本質乃是對「身體」與「身體經驗」的重新規劃、劃入版圖 (Re-territorization)。（頁120）

在日治時期，日本政府以「優生學」和疾病人口控制管治台灣這地方，要把痲瘋病人標籤起來，然後把他們圈住，把一整套的規訓手段用在他們身上，因而才有樂生院。後來到了國民黨和民進黨執政，以為往日的受害者可以得到正名，沒想到卻因地方政府與捷運局、房產造業的共謀下，以「發展」之名把體弱傷殘的老人的家都拿去。

這和香港沒有兩樣。

我們以為沒有這回事，作者卻把應用在他身上的療程展示出來，讓讀者看看當中的暴力。雖然我們遇到一堆又一堆的專有名詞，卻也能依稀理解治療的過程。醫生一味的用藥卻叫作者吃下過多的毒藥以致身體要不停的虛耗在解毒上以致他過份依賴藥物以致他上癮以致他減藥會出現脫癮的症狀以致其他人會以為脫癮的症狀是復發的先兆以致一開始用藥就注定要與藥搏鬥幾個十年以致醫生可以以「專業」的知識定病人的病而病人則無從脫離整個系統因為法官會以其他人的安全為由而判你入院……

然後是用藥後的身體反應。

這叫人想起西西的《哀悼乳房》。

西西說，癌症，沒有治癒這回事，沒有「癌病康復者」這回事。

於是，西西則通過一系列的操作規訓自己的身體，如少肉多菜，如多運動，如計算一日所需卡路里，如小心選擇各種食品，以配合醫生的治療，盡她的責任做一個好病人。有人會認為西西為了這身體，活得太瑣碎；又有人覺得這是應有的態度。不論如何，都是「你生你事、你死你事」，與人無尤。

精神病同樣沒有治癒這回事，但卻有「精神病康復者」︰

沒有康復這回事呢！你聽過「感冒康復者」沒有？你聽過「腸炎康復者」沒有？感冒、腸炎好返，還有人會叫自己做「感冒康復者」、「腸炎康復者」嗎？那麼，病不僅是病，它是社會性的一種生存狀況，或者和愛滋病、乙肝、肺結核相似……他不僅是病者，而是「帶病者」、隨時病發或復發；可是，「精神病患」不會傳染，基因遺傳之說亦始終未有確據，但他必須被個別處理，必須分流、隔離、監察，他讓人忌諱、恨惡，不欲談及，他藏身人群之中，是一顆「計時炸彈」。（頁143）

當你「患上」精神病，你以後最多也只能當「精神病康復者」，在眾人的監管底下，固定在「精神病」這個地域中。

三、

房間既是固定的地或，但又可以隨意改造，因此它就成為既可愛又可憎的空間。

在電影《三月的獅子》中，妹妹與失憶的哥哥住進舊房間中，他們抬來了一個白色的雙門雪櫃，他們添置了家具，改造了房間這空間，因而為失憶的哥哥添上「記憶」。而我們，活在香港的人，對遷移房間並不陌生，一般我們都會遷上十次八次，這是活在這城市的定律和慣例。於是房間給予我們流動和解域的可能，讓作者逃離認同，逃離固定空間給他的「在地感」。

不過，住在香港的房間，對作者來說，就像睡在街上，現代社會的各種各樣都會侵入他的空間︰

城市，請說服我，為甚麼我家樓下50公尺半徑不夠的範圍裡會有三個停車場？一個是屋苑附屬的、一個是入咪錶的公眾停車場、旁的又是一個私人營運的時租停車場，還有一個政府車輛專用停泊處和兩個巴士站？道旁各處違泊的厘型貨車、拖頭和旅遊巴士還沒算！住在台北的夏夏聽了詫異︰「你是睡在街上的嗎？」

我明明一個人住，但為何總沒法清靜？（頁49）

作者對聲音的感敏，以致城市的一切一切無時無刻都鑽進他的身體中，因而對他來說住在屋裏與住街無異。至於在街上呢？他又會遇到他所憎恨的一切︰他憎恨沿路被重型貨車和商鋪門市擠夾在人多的狹路上還要被傳鎖員攔路，他憎恨搭貴車趕班次之餘還得聽「有線新聞」錄播和鄰座的無聊手機對話︰

我渴望寧靜，我一直在搬屋，一直在搬，傢俬佈置沒放妥當，明年又要搬。還沒適應過來，感情的根葉未及萌生又得離去。（頁131）

因此他才會說「如果我要出去，是為了不想留在屋裡，如果我留在屋裡，也只是為了不想出去」（頁179）。他沒法在房間來找到寧靜的空間，於是要逃離；但在香港這城市中，到處都是喧鬧，於是他逃到台北；但台北，原來與香港這麼相像，一樣的現代，一樣的不得安寧。最後他或許只有繼續不斷的逃離，以尋找屬於他的淨土；又或在高速的逃脫中，摔得粉身碎骨；又或他再次以「精神病患者」之名，以逃離對抗現代社會和醫學的規訓力量；又或者他逃離人類這物種，走向動物，以致在動物界的純粹「獸性」中，再沒有生物把他的敏感和異常定義為「精神病」然後把他隔離和消除。

不過在這之前，他所活在的社會（也是我們活著的社會），就如他與張歷君對話中所說，是個全面戰爭的社會，而他（或我們）就無可退避（也無處可退）的不斷以自己的身體來應付現代社會的機器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