溫情的悲觀︰《行路難》的善良與困局

董啟章在為李維怡《行路難》寫的序文中，把她小說集中的小說就內容分成三類︰成長小說、社會書寫和寓言。然而我們也可以以敘事的技巧來把小說分成另外三類。第一類是以第一身敘事的故事，包括〈蹲在牆角的鬼〉、〈那些夏天裡我們的蛹〉和〈笑喪〉。〈蛹〉是主人翁何宇漫的成長故事，談及成長中的出走與穩定、異質與包容，而〈笑喪〉則是寫新一代知識份子的困惑、困境與成長，也談及敘事者作為旁觀者所發出來的主體認同。然而，那敘事結構更複雜的、敘事認同更難定位的〈蹲〉則較少人談論。那蹲在牆角的「他」之所以出現，往往是與血、死亡和創傷有關，如敘事者自己的母親死時，又或後來她要把胎兒打掉時，她都看到「他」在一角出現。是以我們可以說，「他」是她生命中傷痛的具像，而她則是一個「受傷的主體」，在陷入弱勢處境時體會到人與人之間感同身受。這裏帶出的不只是如董啟章所說「每一個人也是人」的道理，而是進一步說明每個角色都是受傷的主體，因而敘事者能與阿喪感同身受，以致在小說後段她能與Mandy在浴缸中互相療傷。Mandy 以海綿擦著女主角的背，彷彿就是一下一下的把女主角的污垢擦乾淨，把她的傷痛撫平。

這種「受傷的主體」在第二類以第三人稱敘事的小說中同樣出現。〈紅花婆婆〉講述一位婆婆想到自修室休息卻被工作人員攔阻的故事。故事是以文仔的視角去看這件事，但真正受傷的主體卻是以前是小販現在變成圖書館工作人員的傑叔。傑叔以往是賣臭豆腐的，但因為一次「走鬼」的意外，腳斷了，失去了當小販的能力，成為名乎其「受傷的主體」，於是就只好在圖書館上班。本來，按著〈蹲〉的邏輯，傑叔應該最能與人感同身受，但是在圖書館管理的大前提下，他與他的同事不得不運用些許的暴力把紅花婆婆趕走。故事固然在迫問究竟管理是否必然合理，並突顯口口聲聲說合作而不顧是否合理的可笑，但故事更殘忍的是把感同身受，暴露在權力結構和身體暴力之下，並把它撕破。在醫院或浴室這些暫時剝去權力階級的空間，感同身受或有可能，但在圖書館裏，沒有甚麼比管理和合作更高的準則，個體間的關聯顯得軟弱無力。

至於〈聲聲慢〉一開始就把角色的狀況推得更遠，在屋村將要遷拆的大環境下，所有的角色都是受傷的。堅持不走的固然被政策所傷；先前堅持但在壓力下簽紙同意離開的心感歉疚；認同不走這理念的中學生小碧因著父親簽紙也受到傷害；連並非居民卻參與其中的社工因著要轉跟其他工作而不能繼續下去而神傷。在瀰漫著將要逝去傷感中，角色雖然面臨相似的處境，但他們的共同體卻因著彼此隱若的出賣，出現了裂縫，最終未能成為一體。個體與個體之間的通感或能達到，但要群體建立感同身受的共同體則十分困難。而他們所能擁有的，就只有小說結尾中，大家在雨中觀看家居成為風景畫的記憶。作者雖然善良地把故事停於懸而未決中，不用叫角色面對清拆時共同體土崩瓦解的命運，但把屋村描寫成風景畫同時表達了書寫的困境，那個要保衛的空間注定只能成為記憶中的風景畫，實體將不會再存在。

第三類故事就是〈花鬼〉和〈鵝們〉，論者都稱它們為寓言，而我卻更願意把它們看成是後設小說。這兩個故事中都有從群體中分別出來的獨行動物，如〈花〉中的未，如〈鵝們〉中出走去找幫助的瘦鵝。未是為其他同類送行的，見證著暴力與死亡，代表著記念與送行，若這就是作家的形象，那麼一篇又一篇的小說就變成是暴力世界中的輓歌；瘦鵝的形象就比較正面一點，是逃出魔掌尋求幫助的獨行者，而當牠回到鵝群時，與牠年紀相近的老鵝都死光，餘下的鵝就忘記了舊日的一切，瘦鵝的歌聲就成了被壓迫的文化記憶。然而不論是哪個形象也好，未和瘦鵝都在想要實踐自己的使命時遭到殺害，李維怡的悲觀就在這兩篇小說中表露無遺。

原文刊於《文匯報‧讀書人》2010年10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