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坦之不可得︰讀鄺國惠作品三種

《文學評論》第12期（2011年2月）節選了《消失了樹》的部份。全文如下︰

由於1997回歸，80年代尾、90年代，甚至是回歸後有不少香港文學作品探討香港文化身份的問題，有回溯大歷史之作如施叔青的「香港三部曲」《她名叫蝴蝶》(1993)、《遍山洋紫荊》(1995)、《寂寞雲園》(1997)和董啟章的《地圖集》(1997)；有家族史如西西的《飛氈》(1996)和陳慧的《拾香紀》(1997)；有寫女性個體歷史如辛其氏的《紅格子酒舖》(1994)和黃碧雲《烈女圖》(1999)；有以外地經驗定義自身如也斯《記憶的城市‧虛構的城市》(1994)和黃碧雲的《後殖民誌》(2003)；還有西西短篇〈浮城誌異〉(1986)、黃碧雲短篇〈失城〉(1993)、心猿的《狂城亂馬》(1996)和董啟章的《V城繁勝錄》(1998)等。當中卻漏了一個名字︰鄺國惠。

鄺國惠的作品不多，只有三本。先是獲得1995年「第一屆天地長篇小說創作獎」亞軍的《普洱茶》(1997)，接著十年後又交出一長篇《消失了樹》(2007)，還有剛出版的短篇小說集《新聞在另一端》(2009)。

 

《普洱茶》︰泡普洱最方便，用甚麼器皿都可以

《普洱茶》講述敘事者「我」被邀到台灣為新晉歌手習生拍攝MTV。「我」因著父親新逝，也因著不想面對香港複雜的情況，於是就答應跑到台灣去，試試看是否可以在那邊整埋自己的思緒，看看是否有機會長遠發展。

有趣的是，習生生性不喜歡給別人詮釋，但卻是他主動要求公司請「我」從香港到台灣幫忙拍MTV。而就「我」而言，問題是︰究竟在MTV中，習生哪些東西要保留？哪些東西要加上去呢？又該投射出一個甚麼的統攝形象呢？就在「我」離開香港去避開身份問題時，他卻要在台灣為別人打造／創造一個身份。後來「我」發現習生在電單車上獲得新生。

有一回習生騎著一架只有50c.c.的電單車，載著「我」。由於當天入夜後水靜河飛，所以習生可以瘋狂的飊車。「騎在車背上我在飛翔，習生是我的獨角飛馬，載我向美的概念馳騁。」（1997，頁25）這個電單車飛翔的意象讓我們想起崑南〈地的門〉的結尾，葉維廉曾評論︰「主人公葉文海自身生命的流離、民族在兩霸、兩種意識形態的對峙下的流離、在殖民文化工業和附庸於西方文化工業之商品文化下香港人的流離……發現他自己原是空洞的胸中己經塞滿了絕望，彷彿唯一的飛翔只有馳向死亡。」[1] 同樣，「我」也是在兩霸之中流離，在殖民主與祖回之間流離，希望到第三空間（台灣）去梳理這種流離的狀況。不過，「我」並沒有葉文海般絕望，習生的電單車亦沒有葉文海的快，路的終端也沒巨大的懸崖，以至他們沒有飊離原來的航線，沒有從斷崖連車飛躍而下。

後來習生借來哈雷電單車︰「哈雷機車是歪離常規的東西，歪離交通安全標準以及物理定律。高速之下世界已變形扭曲，讓我暫時忘記時光的法則，肆意回憶年輕時的熱血行動。」（頁66）不過，這等馬力的車是不能在台北街上行走的。在這個規範下，「我」與習生只好在公寓室內騎上電單車，在幻想中想像自己的飊車。這種含有「表演」成份的歪離與拍攝MTV構作一個身份相似，都是在現實中製造一個空間，讓主體可以進入去擺脫一下；但離開這個想像空間後，他們卻依然要回到現實，面對現實的糾結。

現實是，不論是台灣人還是香港人，身份建構的工程遠未完成，就如習生與唱片統籌楚伶就茶種的爭論。楚伶說台灣原沒有烏龍茶，又說「台灣烏龍比較接近日本的煎茶，多於中國原本的烏龍茶。」而習生立刻反駁說︰「日本的茶也源於中國唐朝。日本茶是蒸的，這就是唐朝人製茶的特色。」（頁29-30）不過這種往上溯源的爭論只會沒完沒了，對回應當下現實的身份處境沒有幫助，茶壼這意象能說明的反而更多。習生曾強調「任何一個紫沙壼都只可以泡單一種茶，因為茶壼吸收了不同茶葉的香味，味道就會亂，這樣再好的茶也泡不出真味來。」（頁212）這似乎說明，他嚮往一種固定的身份，而身份的積存，該如壼中的茶香一般，越積越厚；反倒產自雲南輾轉傳到香港的普洱茶，對茶壼並沒有甚麼要求，「泡普洱最方便，用甚麼器皿都可以。」（頁230）

不論是台灣人還是香港人，在文化的旅程中都是幾經轉折，在身上沉積了不同的文化，難以就文化身份有個清晰的界定。有人或會讚許普洱茶的方便，擁抱流動身份 (flexible identity) 帶給他們的另類想像；不過就「我」和習生來說，在流離下生活，他們「只希望共同經歷這一份絕對的感覺」（頁237），不論是在戀情上，還是在文化歸屬上。鄺國惠透過這樣一個香港人到台灣這個異地的故事，表達他對流離的不安，對期望安穩和絕對的想像。無怪乎他這篇尚佳的作品無人問津，只因為絕對的身份對當時普遍歌頌流動和混雜的後現代潮流，是多麼的格格不入。

 

《消失了樹》︰舉世無雙的巨大手臂，一定可以把一切都挽回過來

在回歸後，文化身份的追尋退了潮，陳冠中的〈甚麼都沒有發生〉彷彿為回歸這件事定了音︰甚麼都沒有發生；而新世代的作家如謝曉虹和韓麗珠也沒有在這探索上打轉，至於董啟章，雖在「自然史三部曲」的第一部寫及家族史，但往後兩部要追尋的則遠不是「文化身份」這四字可以涵蓋。

鄺國惠卻在十年後交出《消失了樹》。

《消失了樹》雖也是關於回歸的作品，寫作手法卻與《普洱茶》完全不同。《普洱茶》以寫實為主，但《消失了樹》卻異常魔幻，而在魔幻的表面往往看到與現實的對應，這種寫法像是承接西西、董啟章以來的寓言／隱喻式寫作。故事虛構了島和大陸，談及島回歸大陸前後的狀況，談及督憲爺把權力交給總統和總統夫人的情況，談及島民面對回歸的心態，最重要是談及四位主角──唐棣、亞申、Dave、西柏－－連同與他們接觸的人──鄒越和杜若──的故事。

唐棣四位主角中最野心勃勃的一位，故事開頭就已經大致研發出如何把玻璃變鑽石（呼應陳栢祥主持和主唱的《運財至叻星》，代表香港人「至叻」的精神）。因著回歸臨近，他想要在回歸之前把一切辦妥，得到專營權，但卻因為政權轉移，事情一拖再拖；及至回歸後，新政權不太信任他而把專營權交給其他人，他不無感嘆的說︰「縱使這裏仍然不是大陸人的地方，難道這裏是唐棣這種人的地方嗎？」（2007，頁299）一個野心勃勃的機會主義員，最後變得兩邊不是人。

西柏代表著回歸期間另一種島民︰到督憲爺府轉換頭髮顏色，向西邊去。他從少到大研究這研究那，曾與唐棣伙拍研究鑽石，但是在這個轉折期，他決定離開島到西邊去，成為移民的一員。去後，他經常把錄音帶寄回島上給他的朋友，而每段錄音，就是標誌著一段過去了的時間。錄音帶凍結過去的時間，而聽錄音帶就能把那時間帶回現在，西柏所代表的，就正是急著逃避回歸要離開香港的一代，卻又眷戀著香港老舊而美好的時光。及至回歸後，他又回到島上，並把唐棣變鑽石的公式給賣了。單從錄音帶事件西柏看似是念舊的一員，但在大時代的氛圍塑造下，他也只好成為機會主義者的一員，無論如何念舊，朋友還是可以賣出去的。大陸人不明白島上玩的遊戲，為何要預留互相背叛的空間，是以，島一直被稱為「鐘擺之都」。

至於從大陸來的鄒越，更是名符其實的機會主義者。她在來到島上，懷著受歧視的心態要「島上每個男人愛上我」（頁52）。後來，她真學懂說島上的語言，但卻猛然發現，她喪失了說另一些語言的能力。這貫徹了作者的看法︰流動身份之不可得。以為自己能同時擁有兩種身份，但在時間之流下發現，當人獲得這邊廂的認同時，無可奈何地很難被那邊廂的人所認同。鄒越這個人確實可以自由流動，但她卻難以完完全全撇除身份認同，成為世界公民。當她憑藉她外來者的觸覺，發現這島往後還是獃不下去的時候，她就想回大陸去。她以為自己有大陸的背景，可以在大陸有所作為，就與Dave回東北去，只是在杉材集團的總部往外看時，卻見「四野雪茫茫，兩人萬分孤絕的發了楞了。」（頁372）流動對鄒越來說是美好卻又不可得的想像，她在不同的地方都急於獲得別人認同恰恰表明，其實她難以得到認同，她的時間好像總是錯了，身份總是外來人。

最後的是最平凡的亞申，最按部就班的。他是四個中最不為回歸籌算的人，只著眼於自己的感情世界中。但外部世界的狀況，使得他的感情也浸淫在這種末世的氣氛中。他「只敢在被單下如蟲潛行的手，爬過去，探過來，哪裏是幸福之所在？尋索是自主，抑或拒絕也同樣是自主。明明喜歡，就是不敢。」（頁229）因著前路不明，就連感情也變得難以投身。亞申覺得，「無論身處這座傳說之城，抑或現世界都同樣陷於難以理的孤獨中。」（頁332）

作者對回歸是如此悲觀的，在回歸不久，政府發現「島的東南面瀕海幾條街沉進海裏去了」（頁262），街愈來愈斜，甚麼都坍塌，腳下也變得搖搖晃晃。政府以為只要有「舉世無雙的巨大手臂，一定可以把一切都挽回過來」（頁276），但是島民呢？明顯已經對這種宏大作業無所寄望，「全島人盡皆陶醉於這香草的芬芳中；誰個不默默懷緬兒時風光的日子。」（頁281）至於四位主角，無論是回歸前面對轉移的不確定，還是在回歸後對前境的無望，他們都跑到酒裏去，去製造幻覺，去忘記今天、昨天、明天，甚麼都不管。當大家都浸在酒裏，就可以視而不見，聽而不聞︰「對於島民來說，在世紀更替前要面對一個更具體的轉變。不過這些都時隨著沉默消失了，彷彿不說，便不復存在。」（頁153）這種末世、無望而不定的氛圍，縱使不是回歸前後全部香港人的寫照，至少是作者那代一面對回歸時的切身感受。

 

《新聞在另一端》

而在最新的短篇小說集中，作者在〈序〉中表明，希望可以將以記者身份沒有報道的故事寫成小說，是以在這集中有不少故事以政治為題材的︰從小人物的角度出發，討論政治與市民生活的關係。

不過，這集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延續《消失了樹》中「酒」和「斜」這兩個主題的〈酒吧街〉和〈大河小河〉。在〈酒吧街〉中，作者開宗明義的說明這故事是以1992年除夕蘭桂坊人踩人的事件為藍本的。這故事是寫亞彬和Jasmine二人的戀情故事，從而側寫蘭桂坊的故事，再而暗寫港人面對回對的情緒。作者繼續延展《消失了樹》的風格和態度，以魔幻的寫法寫及他對回歸無可奈何的悲觀態度。是以酒依然是小說中最重要的意象。面對回歸帶來的鬱悶，「亞彬驚覺，自己不願停在任何地方，卻又生怕沒地方可落腳，所以不敢許下甚麼承諾，卻相信這種無言的許願，但到頭來發現彼此情懷都改變了。」（2009，頁241）。所以，他只好浸在酒中，以酒來製造幻覺，來舒解世紀末的鬱悶。

至於〈大河小河〉則是關於老爸大河和兒子小河兩代人的故事，他們都想離開斜道，找個平坦的地方。「在這條誰都不願意留下來的斜道上，小河便參加了他所屬於那個時代的遷徙行動，就依循與父親當年遷徙過來剛好相反的方向，往河的北岸走去。」（頁261）在這個新時代，流徙的流向倒了過來，只是這樣翻來倒去，平坦的地面依然是尋不見的。若然平坦代表富足，而傾斜代表貧窮，「對於這些終生渡河、在河的兩岸來回跑的人來說，命裏注定是沒有奢侈這回事。這是打從心底裏來的貧乏，一種旁人無法了解的貧乏。」（頁267）作者透過傾斜說明了人的流向，也說明了人無根的狀態。所以平坦，另一層意義就是有個固定的地方，可以把自身身份定下來。這又回到《普洱茶》的老問題。而面對這問題，鄺國惠從來都是悲觀的。他的悲觀，來自想要尋找穩定的身份／家，但在這個世代，在香港，註定是找不到的。

 

作品目錄
《普洱茶》（香港︰天地圖書，1997）
《消失了樹》（香港︰天地圖書，2007）
《新聞在另一端》（香港︰天地圖書，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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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葉維廉︰〈自覺之旅︰由裸靈到死──初論崑南〉，載於陳炳良編，《香港文學探賞》（香港︰三聯，1991），頁171。